靓坤把一包三五香烟拆开，给接待人员散了一支烟，然后把剩下的这包烟放在办公桌上。
接待人员看了看办公桌上的三五香烟，说道：“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实话。而且，你们是从香港来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我们国内有国内的政策。前段时间，中国音乐协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开会，”
靓坤说道：“我不是不了解。据我了解，邓丽君的歌早就进入国内了，并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非常流行，否则那些专家怎么知道邓丽君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说，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接待人员可能也是饱受官僚主义之苦，也赞同道：“专家就是要标新立异，说人话、不放狗屁，谁捧他？不是草包，怎么能让领导放心提拔？万一你太能干了，把领导的位子顶掉了，那怎么办？”
靓坤见事不可为，只好转换方向，说道：“如果我能够让他们上‘春晚’，是不是就能够拿到出版发行的通行证了？”
看着接待人员一脸懵逼的样子，靓坤解释道：“我说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
接待人员想了想，说道：“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话，那等于是国家政策，那当然没问题了。”
靓坤说道：“好，那我就先往春晚的方向努力一下吧，等他们的歌上了春晚，我再来拜访您。”
……
在很多人眼里，1983年的央视春晚是第一届。但其实在1979年，就有了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1979年，中央电视台就录制、播出了这种“茶座式”晚会，名为“迎新春文艺晚会”，执导晚会的是邓在军以及后来《西游记》的导演杨洁。
——所以，后来杨洁导演搞《西游记春晚》也是有渊源的。
这台晚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届“春晚”，不过，因为1979年全国的电视机不过485万台，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社会影响。
这台晚会将香槟、交谊舞、斗牛舞等多个“洋气”的创意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晚会引用了芭蕾舞《天鹅湖》中节奏比较明快的一段音乐，男女演员换上紧身服装，表演西班牙斗牛舞。
至于改名“春晚”那是1983年的事。而第一次有香港歌手登台表演则是在1984年春晚。
1984年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筹备节目的时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听到《我的中国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问司机这首歌的来头。司机说，在中英街可以买到这盘磁带。黄一鹤赶紧去把《我的中国心》磁带买回来，有几经周折联系到演唱者张敏明，一边打报告，一边准备排练节目。
就在节目基本成型时
黄一鹤一边准备节目，一边想方设法争取上面同意。
直到腊月二十七中午，才在更大的领导的干预下，拍板决定采用香港歌手张明敏现场献唱。
靓坤本来想得挺好，先在内地发行磁带，省得让黄导演四处踅摸，谁知道出师未捷身先死。
其实，靓坤也没什么可失落的。
1984年和张明敏一起从香港来参加的春晚的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就是奚秀兰，出生安徽，小学四年级到香港和父母团聚，童星出道，她灌唱的歌曲《我的祖国》，获1982年香港“白金唱片奖”。1984年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成功地演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天女散花》、《阿里山的姑娘》、《我的祖国》四首歌曲。1985年的奚秀兰再次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故乡情》，同年在上海发行《大地回春》磁带，这是香港歌手在内地发行的第一盘原声带。
看来只能另辟蹊径、曲线救国了！
……
靓坤又带着一群人北上北京。
适逢五一，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天安门广场走起，看日出，升国旗，让左长旺圆梦，让苏小妹和花塔饼补上爱国教育这一课。
此时的升旗仪式由北京军区卫戍部队的两名战士负责，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经过长安街时，还得给机动车让行。升旗的场面也不够庄严，国旗杆周围都是封闭的，升降国旗时，战士们需要跳进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观。
寒酸的升旗场面，让靓坤略微有些尴尬，左长旺却是热泪盈眶。
靓坤对港澳办的陪同人员建议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安门广场是印在国徽上的国家标志和标志，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国家仪式。国家应该给天安门广场专门配置一个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国旗和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迎宾仪式的现场警卫光荣任务。”
……
经过港澳办、宣传部、文化部、音乐协会、出版署一圈打太极拳、踢足球、扯皮下来，出版磁带这个事，还是没戏。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或者说张公吃酒李公醉，领导说了，看在他们的拳拳爱国心的份上，可以让苏小妹和花塔饼上中央电视台春晚，作为港澳同胞代表，演唱《我的中国心》、《我是中国人》等反映港澳同胞心向祖国之情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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