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网打尽
我跟我的指挥员高哥是单线联系，我有两个手机卡，也许是熟能生巧吧，我走在路上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卡换过来。
这张用于联络指挥员的手机卡，我平时放在住的宾馆。青城宾馆、旅店都有暖气，我在暖气灶后边用起子抠出一个槽，把手机卡插在里面，但其他人用手摸不到。
我买了一个女同志夹眼眉用的小镊子放在那儿，只有用镊子才能拽出来。我需要跟他通话的时候就把那个卡拽出来，通完电话我就把卡插槽里了。但是我从来不在房间和车里跟我的指挥员通话，那样危险系数太大。
我们事先确定了暗号，在我住的宾馆或旅店，我在窗户上放一个兜子。兜子横放着表示我想跟他见面，但时间都是后半夜。到半夜的时候我把手机卡换了，只要他给我打来，就证明他在那里等我，我再打车或者是走路过去。
打车得换着打两辆、三辆，或者是干脆就是走一段距离再打车。有些情况通过电话说不太清，必须得见面说。
只有跟指挥员见面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个缉毒警。有一种亲切感，久违了的这种感觉。平时和毒贩们在一起，我看见交警都得低头绕着走，怕被认出来。
渐渐地，被动的就是终作巳了。他甚至担心自己会在最后被我“黑吃黑”。
我便及时打消他的顾虑：“道上的规矩咱不能破，是我的一分不能少；不是我的，一分我也不多要。”
一听这话，终作巳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果然没有看错人，事成后我再给你几板（一板是100万）！”
这期间，勾当几人决定带点原料回南方，好好研究研究。然而，直到2007年初，终作巳等人也没有返回青城。
再苦再累我都能忍，可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这些毒贩经常指使我干东干西，买这买那，回头之后还训斥我，当时我的心里极不平衡。
因为对方是罪犯，他有什么资格来指使我？虽然为了工作忍了，但是心理真是无法平衡。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高哥虽然始终与我定期联系，但表面上这个制“冰”团伙一时还没有返回的迹象。而实际上他们已经秘密几次来到青城，通过多种途径对我进行不停地窥探。
确信没有危险了，2005年4月25日，终作巳派梁上君及弟弟梁子先期到达青城打前站；5月3日，终作巳和勾当带着活动经费和几种化学配剂赶到青城。
他们先后租了两处房子，再次试制冰。这中间，梁上君又飞往八桂，去找宋忠搞黄素。
毒品试制期间，我表现得干劲十足，显得对生产“冰”赚大钱“充满信心”。眼看试制“冰”日趋成功，可终作巳却不慎烧伤了脸。于是，终作巳又把勾当调到青城。我心想，这下好，谁也别想跑。
5月25日，你们东海警方追踪的M国毒贩”竹鼠“和三个马仔来到我们在武船大青山脚下的制毒厂，送来了原料，梁上君说“竹鼠”在指导勾当攻关。
实验一直在进行着，勾当始终说没有实验成功，我不禁产生了怀疑。
5月25日，我瞅准一次机会，溜进制毒的核心部位，惊异地发现玻璃器皿内出现了晶体。这里出现晶体，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冰。那他们为什么说没有实验成功呢？
毒枭对我隐瞒了实情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们对我保留有最后防范界线，怕暴露目标；也可能是他们有着追求金钱的本质，不想和我利益分成。
不论是哪一点，都不能排除在毒品制成后，这伙凶残的对手杀人灭口，毁弃证据。我知道，在这个时期，自己处于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5月26日，终作巳等人又进行新一番试制。听他们的口气，这回肯定成功。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他们做好了所有的前期工作，只等液体结晶变“冰”了。
这天下午，勾当说他要于28日回南方，顺便带些“冰”样品回去“鉴定”。
我试探性地问终作巳：“我看那东西还湿乎乎的，能出来‘冰’吗？”
终作巳说：“‘小智’你就放心啦，他带不回样品去也是要掉脑袋的。28日我们一起去机场。”
28日凌晨3点半，我溜进“生产车间”，发现那液体表面已经覆盖了一层结晶体。我的心跳都加快了：这肯定就是“冰”了！
我立即向高哥报告。专案组命令：“你开车把终作巳、勾当送到机场，我们在大厅实施抓捕。”
5月28日9时30分，我开车送终作巳、勾当去钢城机场。我心里想，这一次是和你们这帮人渣的最后一次“合作”了。
车开到机场，终作巳、勾当和我走进候机大厅。我一眼就看到，同志们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我借口肚子痛，转身进了卫生间。侦查员在大厅内把这两人抓获。
做了600多天毒贩的“马仔”，重新做回一名缉毒警，真是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但我心里最清晰的念头就是：我对得起这身警服！
小智的讲述结束了，我们还沉浸在惊心动魄中，高哥又补充起来：”这伙制毒犯罪嫌疑人于2003年纠集到一起，长期从事跨省区跨国制贩毒活动，制造毒品的技术又十分老道，具有固定的境内外毒品分销渠道，是一个典型职业化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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