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国拥有近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美国除了本土3亿人，还能有效辐射英加澳等英语国家。
相比之下，欧洲最人丁兴旺的德国仅有8300万人口，即便算上奥地利和瑞士，人数最多的德语人口也不超过1亿。紧随其后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人口数量都在4000万至6000万之间。被称为创业乐园的芬兰和爱沙尼亚更是1000万人口以下的小国。
在注重内容的新媒体、网络社区、交友平台等强文化属性领域，母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于讲究扩张速度和运营方式的互联网企业，欧盟近20种官方语言势必要求庞大的运营队伍。而母语使用规模显然不能通过关税同盟或行政手段来实现。
另一个欧洲无法避免的劣势则是美国企业的强势存在。
在硅谷巨头们已经拥有巨大先发优势的情况下，任何其他国家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都缺乏抵御能力。这个抵御力不仅包括行政上人为制造的保护性政策，也包含经济文化上的差异性所带来的隔阂。
庞大的整体市场和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得欧洲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科技公司征服海外的第一个目标。当欧洲科技公司还在尝试复制美国同行，并为风险投资挠破头皮时，对方的迅速扩张往往已经封死了时间窗口。
一个利用时间差而催生出大量科技公司的典型国家就是印度，当然导致美国巨头们进展缓慢的原因是印度不理想的基础设施。
还有一个原因是欧洲人对新事物，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热情的确有限。
“当中国人在地铁上玩手机的时候，欧洲人却在阅读书籍。”这个和青岛下水管的油包纸一样被神化的说法在互联网上流传已久。
尽管部分欧洲城市地铁系统糟糕的移动网络信号是原因之一。
根据worldatlas近几年的数据，加拿大和美国的人均月上网时间为44和35小时，而这个数字在法国和德国仅为27和24小时；美国人均每天移动端上网时间为2小时37分钟，中国为3小时03分钟，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数字就只有1小时32分钟和1小时37分钟；美国的人均年网购开支为1804美元，法国人和德国人在网购上的开销则只有1228美元和1064美元。
欧洲人对于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技术的“轻视”也反应在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上。
在泰晤士2019年世界大学分专业排名中，欧洲大陆（不含瑞士）计算机科学最好的大学是26位的慕尼黑工业大学，之后便是38位的巴黎文理研究大学。整个欧盟范围内（除英国）能够进入计算机科学前50强大学的只有4所德国大学和1所法国大学，而美国一国就有21所。
尽管欧洲大陆大学因发表论文多为非英语以及国际化程度偏低等因素在榜单上常年被大大低估，但欧洲大学在人文学科世界16位的最佳成绩（慕尼黑大学）也依然比计算机学科要显眼得多。
报考计算机专业学生数量的匮乏也是限制高校科研实力提升的瓶颈之一。欧洲软件工程师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或许能够解释欧洲学生对计算机专业的冷落。相比于美国程序员平均76500欧元的年薪，德国和法国的同行只能拿到42300欧元和32700欧元的报酬。即便是在人均GDP远高于美国的瑞士，该国程序员69400欧元的平均年薪也低于美国。偶尔的加班、缺失的末位淘汰制以及平均的收入分配无疑使得这一高薪职业在欧洲缺乏吸引力。
缺乏对科技企业的热情，不仅仅是欧洲大陆民间和学术界的通病，还蔓延到了企业文化和投资环境层面。
被风险投资人追着给钱，数千万乃至亿级别的各轮融资，在中国和美国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却从未青睐过欧洲的初创企业。稀缺的风投数量、保守的投资人、仍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方式都使得欧洲初创企业在融资环节都落后对手一步，欧洲公司每个阶段的融资额都低于美国公司，两轮融资间隔的时间也长于后者。
此外，欧洲科技企业通过上市获得资金的道路也极其崎岖。以中小企业而自豪的欧洲人对上市公司并不友好，欧洲各国股市的主板对IPO过程的诸多繁文缛节使得许多企业望而却步，即便是类似博世集团等巨头也对上市较为抵触。
盈利、股价稳步上升、分红依然是欧洲主流投资者的准则。通过持续“烧钱”的模式来占领市场和扩大商业版图的做法，在欧洲人眼中依然是邪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欧洲投资者往往要求科创企业能够给出明确的盈利目标和盈利时间表，这使得企业往往选择花费更多的精力来保证盈利能力，而非快速扩张。
这也说明了为何欧洲涌现的众多独角兽都集中于大数据、工业智能化等领域，因为2B模式比2C模式更能保证稳定的现金流。
欧洲还有政治制度洁癖。
“我们不能通过有损于内部竞争的合并方式打造冠军，”欧盟委员会反垄断委员维斯塔格（MargretheVestager）在2019年1月多次向媒体如此表态，目的则在于阻止西门子列车部门和阿尔斯通列车部门合并以对抗中国中车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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