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塔希提没有待几天便见到了尼柯尔斯船长。一天早晨，我正在旅馆的露台上吃早饭，他走进来，作了自我介绍。他听说我对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感兴趣，便毛遂自荐，来找我谈谈思特里克兰德的事。塔希提的居民同英国乡下人一样，很喜欢聊天，我随便向一两个人打听了一下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儿，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去了。我问这位陌生的来客是否吃过早点。
“吃过了，我一起床就喝过咖啡了，”他回答说，“但是喝一口威士忌我并不反对。”
我把旅馆的中国侍者喊过来。
“你是不是认为现在喝酒太早了点？”船长说。
“这该由你同你自己的肝脏做出决定，”我回答说。
“我其实是个戒酒主义者，”他一边给自己斟了大半杯加拿大克拉伯牌威士忌，一边说。
尼柯尔斯船长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很不整齐的发黑的牙齿，他生得瘦小枯干，身材不到中等，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嘴上是乱扎扎的白胡子碴。尼柯尔斯船长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刮脸了。他的脸上皱纹很深，因为长年暴露在阳光下，晒得黎黑。他生着一双小蓝眼睛，目光游移不定；随着我的手势，他的眼睛很快地转来转去，叫人一望而知是个社会上的老油子。但是这时候他对我却是一片热诚和真情实意。他身上穿的一套卡其衣裤邋里邋遢，两只手也早该好好洗一洗了。
“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他说，他身体往椅子背上一靠，点上我递给他的雪茄烟。“他到这个地方来还是通过我的关系。”
“你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他的？”我问。
“马赛。”
“你在马赛做什么？”
他象要讨好我似地赔了个笑脸。
“呃，我当时没在船上，境遇很糟。”
从我这位朋友的仪表来看，今天他的境遇一点也不比那时好；我决定同他交个朋友。同这些在南海群岛的流浪汉相处，尽管得付出一点小代价，但总不会叫你吃亏的。这些人很容易接近，谈起话来很殷勤。他们很少摆架子，只要一杯水酒，就一定能把他们的心打动。要想同他们混熟，用不着走一段艰辛的路途，只要对他们的闲扯洗耳恭听，他们就不但对你非常信任，而且还会对你满怀感激。他们把谈话看做是生活的最大乐趣，用以证明自己出色的修养。这些人大多数谈话都很有风趣。他们的阅历很广，又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不能说这些人没有某种程度的欺诈，但是他们对法律还是非常容忍，尽量遵守，只要法律有强大靠山的时候。同他们玩牌是件危险的勾当，但是他们那种头脑敏捷会使这一最有趣的游戏平添了极大的刺激。在我离开塔希提之前，已经同尼柯尔斯船长混得很熟了，我同他的这段交情只有使我的经验更加丰富。尽管我招待了他许多雪茄和威士忌（他从来不喝鸡尾酒，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戒酒主义者），尽管他带着一副施恩于人的温文有礼的神气向我借钱，好几块银币从我的口袋转到了他的口袋里去，我还是觉得他让我享受到的乐趣大大超过了我付出的代价。自始至终他都是我的债主。如果我听从作者的良心，不肯走离本题，只用几行简单的文字就把尼柯尔斯打发掉，我会感到对不起他的。
我不知道尼柯尔斯船长最初为什么要离开英国。这是一个他讳莫如深的话题；对于象他这样的人直接问这类事也是很不谨慎的。从他的话语里听得出来，他曾经受了不白之冤。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看作是执法不公的牺牲品。我的想象却总爱把他同某种诈骗或暴行联系起来。当他谈到英国当局执法过于机械时，我非常同情地表示同意。令人高兴的是，即使他在家乡有过什么不愉快的遭遇，他的爱国热情却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损伤。他常对我说，英国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国家，他觉得自己比哪国人都优越得多，不管什么美国人、殖民地人、达哥人、荷兰人，或是卡纳加人，全不在他眼里。
然而我认为他生活得并不幸福。他长期患消化不良症，嘴里经常含着一片胃蛋白酶药片。每天上午他的胃口都不很好，但是如果只是这一病痛还不致于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他的生活还有一桩更大的不幸：八年以前他轻率地同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一些男人，慈悲的天意注定叫他们终生作个单身汉，但是他们有的人由于任性，有的人由于拗不过环境，却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再没有谁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叫人可怜了。尼柯尔斯船长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看见过他的老婆；我想，她的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但是她是那种永远让人摸不清究竟多大岁数的女人，这种人二十岁的时候不比现在样子年轻，到了四十岁也不会显得更老。她给我的印象是皮紧肉瘦，一张并不标致的面孔紧绷绷的，嘴唇只是薄薄的一条线，全身皮肤都紧包着骨头。她轻易不露笑容，头发紧贴在头上，衣服瘦瘦的，白斜纹料子看去活象是黑色的邦巴辛毛葛。我想象不出，为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要同她结婚，既然结了婚为什么又不把她甩掉。也许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做过，他的悲哀就来源于哪次都没有成功。不论他跑多么远，不论他藏身多么隐秘，尼柯尔斯太太就象命运一样无可逃避，象良心一样毫无怜悯，马上就会来到他身边。他逃不脱她，就象有因必有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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