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满足人的关怀与被关怀的诉求
美德的追寻与意义世界的建构相辅相成，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共同作用于人的存在。没有道德的意义不称其为意义，没有意义的道德尽管是道德的，若抽空道德的意义，人只能单纯的顺从、机械的执行规范、命令，丝毫体验不到做“人”、成为“人”的尊严和快乐，失去了主体性、能动性的人等同于冰冷的道德机器。人需要道德和意义，但并不想让道德和意义来控制生命，而是想在道德践履与美德的追寻以及意义世界的构建中确证、美化自我，寻求主体人性化意味，赋予生命以力量和价值感。
人从一出生就“被抛”到世界，总要寻找活着的理由，以终极关怀慰藉人的存在。德国基督教神学哲学家蒂里希认为“终极”即是皈依上帝的终极。因为信仰上帝，人把向上帝不断趋近作为不断超越有限存在的精神支柱，向上帝不断趋近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过程。由此，“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与人的存在意义联系起来。宗教采用迂回的策略以出世的方式入世，利用人对上帝的信仰引导人发挥超越精神，终极关怀最终借助于外在力量指向人的现实生存。与宗教强调“出世”相反，我国儒家学派强调积极“入世”，人终究生活在现实中，着眼于既成的或当下的存在，以当下的努力不断趋近未来，在生活实践中叩问意义，澄明意义。马丁·布伯确认意义具有“此岸性”，“意义非为‘来生’之意义，它伫立于此生之中。此意义非属于‘彼岸’世界，它羁旅在斯世之内，它期望在此生实现自己，实现于与此世的关系。”“终极”是待开发的可能的存在，对现实中的人来说是虚幻的，但人有未完成性，若想生成“终极”，人就该复归现实，着眼于“此岸”的、当下的存在。“‘终极’通常容易被理解为生命存在的终结，……‘终极’首先相对于既成或当下的存在形态而言，‘关切’则与‘日用而不知’的自在性形成某种对照”。在当下朝向“终极”努力实践，去追寻人之存在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实现人的生命的最高价值目标和最终意义。“终极”为存在提供依据，确立生存的信念，关照当下的存在，直至生命存在的终结。杨国荣教授认为“终极关怀”就是“对真实存在及其意义的自觉关怀”，自我关怀意识唤醒人的自我意识和人格意识，人从‘日用而不知’的自在性中觉醒，而拷问“人是什么”、“我是谁”的问题，探求人的本质规定性和个体自身的生存意义，为自己行动寻求价值合法性依据。在主体的意义之行中，道德具有终极意义的理想蕴意。“人啊，伫立在真理之一切庄严中且聆听这样的昭示：人无‘它’不可生存，但又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当人晓谕了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而自觉的以道德和意义充盈精神，关怀人的当下存在时，人便摆脱了现实的物质、利益的纷扰，对自我的意识和关怀不再只服从于逐物的需要，而是去思考那些具有无限、永恒意义的价值，且用当下的行动去追求意义创造价值。道德和意义与生命在实践中相遇，作为主体的人以“应然”状态复归于“实然”生活，主体由“实然”中的“应然”趋近“终极”，道德和意义与生命相遇，人在现实生活中逐步趋近可能生活。
二 扬弃人的主体性
（一）德性的自主生长彰显了人的主体性
基于人类自由的本性，人创造了意义世界，但自由必须以遵守人类活动的必然之则为前提的。个体以道德践履保障意义世界建构的确当性，但并非每个个体都愿意将追寻美德作为建构意义世界的唯一方式。意义世界的创造是个艰难的求索过程，生命的历程就是不断向前追问、探索和澄明意义的过程。在意义世界的创造中，随着主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人随时随地都要面临各种矛盾冲突，在人与规则的必然遭遇中，人的地位何在？人要接受规范约束创造意义世界，但人不可能总是被动地受制于规则的约束，被动地吸纳既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规制意义之行“善”的航向，况且这样做也违背人创造意义世界的“自由”的初衷。道德的本意不是限制个体的自由，道德的本质在于自律。个体渴望规则为生命的张扬、舒展提供空间和方向，自然的把被动遵从的既定道德规范、原则，主动内化转化为人的道德需要，能动地建构自我道德系统。在具体情境中对道德问题做出思考、判断，对利益进行选择和让渡，必要时这种选择和让渡甚至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主体将追寻美德作为建构意义世界的唯一方式是自愿的、自主行为。道德践履保障了意义的“善”，而美德的追寻赋予并提升了意义的“意味”。人生境界的提升与意义世界的创造浑然一体，在意义世界的创造中，主体道德的生长更为自觉、自主、自然。在由无律到他律直至步入自律、自由阶段的过程中，个体充分发挥自我效能，将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德行的自觉、自愿、自律、自由，标志着人已经具有了主体性道德人格，成为了道德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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