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丘据对晏子(婴)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 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1］
——《晏子春秋·常为常行》
致知学说是中国古代关于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验证真知标准的系统见解［2］，知行是其中的重要命题。这里的“知”应作广义的理解，还包括良好的习惯、崇高的品德和人生的境界。诸多前人对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等作了大量论述。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他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道是离不开实践的。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切实地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一切为学之道的归宿，就是诉诸自己的内心。而为学与做人是一回事，所以他讲“知行合一”［3］。即“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4］。后来，他又把自己的领域进一步推进，得出了“致良知”的结论，即自己心中的良知，贯彻于行为的方方面面。王守仁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如毛泽东所言：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
二十年前，我在读《晏子春秋》时，在“常为常行”一节的“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下画了竖线。这些年来，已忘了这八个字。现在再读，依稀想起了当时的感受，并有了一些切身体会。
爱因斯坦讲，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6］。
据记载，丰子恺有一次画了一幅画： 一个老翁牵着五只羊向山坳中走去……后有一青年农民见了提出意见说： 牵羊的时候，不论多少羊，只要牵一只带头的就行了，别的羊都跟着走。所以那画错了［7］。陆游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都表示了先行后知、知难行易［8］的道理。
屈原坚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追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东林党人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感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主流历来是重视言行一致、服务社会的，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5.1 通古今，若亲目
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很多人没能明白其生活目标和生命意义就离去了，还有很多人临别扼腕、壮志未酬。人的一生又可以是如此丰富而博大，既激扬文字、壮怀激烈，又指点江山、扭转乾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巨人。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他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9］。
按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但相当一部分人士，称其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我想还是前者于毛泽东更确切。他的威望和地位，并非孤立地来自他的思想、思辨，而是源于他在艰苦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中的杰出指挥和非凡实践。
从韶山冲的故居到天安门的纪念堂，其间毛泽东走过的道路是一本读不尽的书，当中既有波澜壮阔的事业、深邃入世的思想，也有广博生动的谈话、恢弘奔放的诗词，其杰出才华是多方面和立体的。此外，还有气势磅礴、神韵淋漓的书法，虽然是“雕虫小技”，是生命余事，但它折射出人生理想、审美情趣、悲欢情怀、非凡阅历、渊厚学识和豪迈胸襟。
毛泽东曾被书法领域名家评为“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有人讲，他不成为领袖，也是书法大家。确实，仅就书法而言，足以让能到达那种程度的人引以为荣。然而，毛泽东书法的特色、境界与他的经历和由此而来的气魄不无关系。毛泽东的草书苍龙自舞，傲岸古今。其字尺幅不大，而且往往在信笺上，但放大以后依然饱满雄强，吞古纳今。不少自作诗词书法，可谓珠联璧合，神采飞扬。最早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父亲探亲时带回的《毛主席诗词》以及彩色书法单页，如《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慢慢地接触了毛泽东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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