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首推崇孟子的学说，希望天下官员可以做到孟子所给出的标准。这符合儒家的道统要求，反正都是你家圣人说得。同样，孟子也很直白的把孔子的良苦用心给进一步阐扬发挥，直接指出读书人怎么求官做官的。那句流传千古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在告诉儒生们，怎么获取影响力，如何的安身立命啊！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事，道学先生们也绝不肯做的，用清末大学士徐桐的话说，只要把书读的好，科举考得好，人品道德自然就高，自然是做官的好选手，理所应当的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这里不是说他们鱼肉百姓，而是纯粹狗屁不通还瞎指挥，乱折腾。
自古以来，这种官儿多的数不清，真正能做好的，都在历史故事中记载着呢。几千年历史那么多朝代，一共才出来那么点儿清官好官，可见多难的。
大元首要从根子上改变这种严重落后的制度，从文化层面扭转顽固守旧的思想，不消说有多么的麻烦，阻力之大恐怕也是空前的。
不过他面临的环境，却要比本世界的太祖要好得多。
同样是开国领袖，杨大元首却没有多少人可以掣肘。他手里统领的百万大军，又是绝对忠诚于他，不管各地怎么闹腾，没有谁能造反成事儿。
宣传层面上，白话文是他一手推动，大宗师的称号可不是白给，年轻一辈学生们都拿他当精神领袖呢，绝对是一呼百应。这不，仅仅是杨浩这位“特使”说了那么几句小话，就把纷争挑起来。他本人一个字指示也没下，自然有无数青年俊才争先恐后的撸袖子上阵。
斗争在迅速扩大，一些冷眼旁观的官僚们也纷纷试探着上手，发现大元首没有反对，立刻加大投入力度，把论战推向新的高峰。
这导致了在各级政府召开会议时，往往说不了几句正事儿，便开始针锋相对的争吵。除了电台报纸刊物以外，诸多公共场合，也都成了激烈辩论甚至轮拳头开打的场所。
大元首把军队系统全部勒令不准参与，他们的家人子弟也都老实呆着，谁敢出头，立即关小黑屋再说。
只要没出现“红-卫兵”，他就不担心事态失控。
严复和谭嗣同担心大元首搞得太急了，可能葬送当下的大好局面，弄出内乱来不好收拾。
大元首却淡定的笑着安抚他们：“理不辩不明，得让大家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然后让全天下的人民都来当评判，最终作出的选择，才没有人可以指摘、后悔。我们要始终坚定信念，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如何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两位党魁一听，得嘞，咱也不去瞎操那心了，大元首分明早有胜算啊。论民心所向，天下间还有谁比得过他？老夫子保守派失败是注定的。
没别的，十多年来，借助全国土改的大势，同步推进的扫盲和广播，让大元首的影响力直接进入乡村基层。道路疏通，识字听广播读书之后，千百年来老实到麻木的老百姓也逐渐“野”了，寻常乡间士绅地主再想忽悠恫吓，很难得手。民怨极大的那部分都给干掉了，剩下的当了十多年老实人，轻易也不敢去试一试新朝的正义铁拳是否够劲儿。
波及全国的论战，让各地的地主士绅们察觉到一丝机会，他们推出的代理人也试探着掺和进去，此时还没发现里面隐藏的杀机。
新兴资产阶级力量，主要是工商业、金融业、矿业等领域的商人们，也开始了寻求政治联姻，为自己的巨大财富寻找保护伞，试图缔结官商勾结、地方特权势力网的形成。
此番，他们也是趁着一片混乱的时机掺合进去，看看能否提前占领一部分阵地。
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注意到，这其实是一次大胆的引蛇出洞，从纵容老夫子保守派发表言论开始，悄然推动向各个阶层的隐藏份子跳出来，然后全部记录在小本本上。
就像杨浩跟朱尔典说得那样，中国需要趁着欧洲混战的机会，尽早把自家内部的矛盾给解决掉。失去外国掺和干扰，做起来更加的方便快捷。
只不过，他们俩前半段儿的话，听见的是少数，再说能被邀请参加宴会的人，也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不能乱传扬。因此，许多断章取义的人不明所以，贸贸然的行动，结果正好掉进坑里！
私下里，两个杨浩曾经不止一次的对话。越是在这个时代的大潮当中经历的多，越发能够理解当初太祖的种种举措，那真是逼不得已。
当年的新朝定鼎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整个国家给折腾的奄奄一息，可以说是真正一穷二白，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贪腐的。又经过漫长的残酷斗争考验，按道理说，剩下的人应该思想觉悟够高了吧？
可结果呢，前脚才刚刚进城，自古以来的官僚思想立即自然萌发。不说一部分封建残余在里面起了多大的作用，那些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忠诚可靠的党员，没有倒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枪炮以及严刑拷打之下，却轻易被特权思想冲昏头脑。
太祖一再强调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做主”很快成了一句口号，却很难落到实处。当他想要改变这一切时，阻力之大简直出乎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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