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酒坊所酿内酒，其造法源于河中之蒲州。还是柴世宗时破河中，得的酿酒法子。北宋建国后，也沿用这个法子，然后又做了不少改进，酿的酒也越来越好，这才有了“天下第一酒”的美称。
北宋时内酒的产量便逐年增加，内酒坊造酒用的米，宋初只用糯米八百石，真宗时增为三千石，仁宗时达八万石。
内酒坊不但技术不断改良，便是原料也是精益求精，经过几代比对，发现淮南路寿州的糯米酿酒最佳。从此以后，酿造内酒的糯米便全部是寿州进贡。
一万斤内酒最后只蒸馏出一千多斤酒来，晁勇让人往城中众将府上各送了十斤，太子宫留了三百斤，剩下的都送到了皇宫中，赏赐哪些文官就由晁盖做主了。
转眼即是中秋佳节，大梁这一天也是普国同庆，富贵人家装饰自己的亭台楼阁准备赏月，普通百姓则到酒楼抢一个位置玩月。这一日城中大小酒楼都会重新装扮门前彩楼，用崭新的丝绸挽花装扮彩楼。
大清早靠窗的位置便坐满了客人，这些人都是为了等到晚上靠着窗户赏月，他们一日都会在酒楼度过，否则一旦走开，便会有人抢了这靠窗的位置。晚上的酒都要提前要下，否则到的午时，新酒便会都卖完，酒楼卖酒的望子也只能撤下来。
年年中秋都是如此，各酒楼都会多酿一些酒，但是产量的增长总是满足不了城中百万人的需求。
概因十几度的酒可以说是男女皆宜，这一日更是全城狂欢的日子。
在酒楼坐一日也并不会无趣，为了吸引酒客，酒楼整日都是鼓乐喧天。还有不少“赶趁”的人伺候，吹箫、弹阮、歌唱、散耍，只为博酒客一笑，讨些赏钱，经常有市民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就选择了去酒楼“赶趁”这条路。
这些“赶趁”的人和酒楼则是互相促进，酒楼并不会驱赶这些“赶趁”的人。
鲁智深当年在渭州遇到的金翠莲便是走投无路，只能去酒店“赶趁”，赚钱过活。
烈酒坊的酒还是没赶上这个佳节，为了再造一个天下第一酒的品牌，晁勇决定保证他的纯正血统。而且从市面上大量买酒，也容易被有心人看出端倪来。
晁勇也给烈酒取了一个名字，唤作“好汉酒”。既说明酒的烈性，只有好汉才能吃的这酒，也不无缅怀梁山时代的意味。
北宋的榷酒制度大抵有三种形式：一是四京和四川、贵州、两广、福建等地实行榷曲制，即允许民间酿造而对“曲”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二是对上述地区以外的各路、府、州、军实行“官酤”，即在榷曲的基础上实行官酿专卖。三是对人口不甚密集、产销量不大的地区，实行“官监酒务”或“买扑”。
宋朝的榷酒制度可以说是灵活运用，既能保证朝廷的收入，又不会浪费太多人力。销售最好的地方，便控制酒曲，如果要官酿专卖的话，要满足市场的需求，朝廷酿酒的人数会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销售一般的地方，朝廷则直接酿好酒以后专卖。销售差的地方，朝廷也不浪费人力，直接承包给商人。
这一日太子宫也是张灯结彩，而且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五百宫女准备在金明池为东京臣民表演踏歌。
从宋朝时开始，这一项目便是由皇宫中的宫女表演，但是到了大梁，晁盖做了皇帝，皇宫中只留了几十个宫女伺候何氏。其余人都送到了太子宫，因此这个任务也就转移到太子宫了。
这一日，百官也不用上朝。
晁勇早早便带着所有嫔妃往皇宫而来，扈三娘带着嫔妃到后宫拜见何氏，晁勇则在前面和百官宴饮。
晁盖原本也是生性豪奢之人，但是当了皇帝之后，便被财政压力压得不得不提倡起节俭来。这一点和多数开国皇帝一样，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百废待兴，开国皇帝不得不以身作则。
大梁免去农税和所有徭役更让国库压力大增，因此晁盖主动缩减皇宫用度，把所有宫女和太监都送给晁勇，原本是想让晁勇从中挑选一些合意的留下，剩余的遣散。他不好女色，晁家开枝散叶的任务便只能交给晁勇了。
但是没想到晁勇弄出了一个票号，不但解决了太子宫的用度，还有很大的结余。现在皇宫的用度也不再用国库的钱，而是从皇家票号的盈利提取。
太子宫不用国库的钱，晁盖也就不好再管太子宫的事情了，只能任由晁勇把几千宫女和太监都留在太子宫。
只要不贪不占，晁盖并不反对官员奢侈。宋朝世风奢靡，七十二家正店的酒器都是银器，城中百姓也习惯寅吃卯粮，这也是宋朝商业发达的原因之一。
大梁刚刚改朝换代，晁盖也改变不了这个风气，更无意改变。众人拼着性命跟随他打下江山，正是为了享受富贵，他也不好不让众人享受，因此对晁勇的奢靡生活也不管不问，算是对众人表明态度。
不过皇宫中的用度却是很节俭的，晁勇发明的圆桌、托盘便都被引入到皇宫中来。
宴殿中早早的便摆了许多张圆桌，谁和谁一桌，哪一桌靠前，光是排列座位便让负责宴席的官员白了头。
晁勇自然是和武将一桌，众人落座，李逵便道：“今天吃的可是好汉酒？吃过好汉酒以后，再吃其他酒，嘴里能淡出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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